毕节光岳楼： 藏着多少玄机，留下多少故事?

明朝民工一个随意涂鸦

揭开光岳楼的始建时间

　　先说说光岳楼大体的构造，分为墩台、主楼两部分。墩台即下方由砖石砌成的“底座”;主楼，即墩台之上的四层木结构楼阁。

　　时光回到1992年，工作人员曾对光岳楼的墩台进行维修。当拆开北门写有“武定”的石匾额，人们发现石匾背面题写了一行字：“洪武五年”。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。

　　魏聊说，这四个字，字迹为阳刻线，且较为潦草，可以认定是当时的民工无聊之时雕刻的。

　　这样一个无聊之举，对今天我们了解光岳楼，可真是起了关键作用：明确了建造的年代。因为仅有的记载光岳楼维修的两通碑石，均未详细记载其开始建造年份。而目前已经明确的是，光岳楼建成的时间为明洪武七年(1374年)。

　　按古代的习惯，记载一项工程，一般是在竣工时或竣工后。光岳楼的记载也不例外。当时，大明王朝刚刚建立，国力尚不强大，各方面的技术力量不够完备，而光岳楼的结构又较为复杂，其建成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建设的年限应该不下数年。魏聊认为，根据民工无聊雕刻的“洪武五年”，综合其他方面，可以推断，洪武五年开始建造光岳楼，至少是墩台工程已经开始。这样，才保证了洪武七年整体竣工。

　　如将光岳楼比作一个孩子，其出生年份大体清楚了，即洪武五年(1372年)开建，洪武七年(1374年)竣工。在2014年，贵州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，那一年光岳楼640岁。

　　600多年来，任凭兵荒马乱、朝代更替、风雨侵袭……光岳楼傲然屹立，雄伟庄严，完好地保存下来。放眼全国，它也堪称楼阁中首屈一指的“老寿星”。仅从建筑本身来说，江南三大名楼——岳阳楼、滕王阁、黄鹤楼，也甘拜下风，因为它们的真身原貌早已不复存在，均是在后来重建的。

　　从现代观点来看，光岳楼木结构的设计和施工水平，也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准。

　　那么，光岳楼——这样一个旷世之作的设计者，姓甚名谁呢?贵州一直有这样一个传说，说明洪武初年鲁班显灵为道士，手捧一个楼阁的模型，对工程设计进行了点化。当然，这个传说是荒诞的。

　　真相，往往是令我们遗憾的。

　　在封建社会，统治者对工程技术一向轻视，一般不予记载设计者。这就像制作贡品的很多匠人，他们常常要冒着杀头的危险，在器物的隐蔽处作记留名，为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名分。

　　但时至今日，人们也没能在有关的古书典籍中，发现一丝关于光岳楼设计者的消息。不得不说，这真是一件憾事!

　　令我们稍感欣慰的是，作为光岳楼建设者中的一员，他们毕竟也留下了自己的字迹--“洪武五年”的无聊涂鸦。或许，这就是他们劳作歇息时的随手之举，却得以传世。历史，常常是吊诡的。

在大明王朝初建的动荡年代里

一座城池周密的改造让人惊叹

　　“巍巍然，峨峨然……手可摘星辰，不是过也”“天下所无”“虽黄鹤岳阳亦当望拜”……对光岳楼的赞誉，不止在现代。其雄伟高大，而不失婀娜多姿，征服了历朝历代，康熙、乾隆等帝皆登临题匾赋诗，更是明证。

　　这样一座宏伟的建在城中央的建筑，堪称古城当时的“首席地标”，应属浩荡的工程。可是，其始建的洪武初年，正是大明王朝刚刚草建之时，国力不济，社会动荡，更致命的是元朝残余骑兵常来突袭。

　　在这样复杂而不济的社会环境下，为何要不惜财力建设光岳楼呢?这就要从一个人说起，主持建造光岳楼的陈镛。

　　话说1367年，曾经的放牛娃朱元璋接近登上皇位，在战场上节节取胜，已在应天(今南京)站稳了脚跟。胜勇追穷寇，他当即又命徐达为大将军、常遇春为副将，率师北上，揭开北征讨元的序幕。很快，徐达便攻克济南。

　　第二年，即1368年正月，朱元璋在南京正式称帝，改国号为明，建元洪武。当年二月，朱元璋的大将常遇春沿着运河而上，攻克东昌古城。这期间，徐达、常遇春手下的一个将军留下来，据守东昌府。这个将军就是陈镛。

　　史料记载，陈镛的职位是平山卫守御指挥。平山卫，类似于今天的一个地方军事机构，东昌府一带应在其管辖之内。魏聊说，守御指挥应该是这个军事机构的“一把手”。当时的背景是，军事机构兼管着地方事务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在当时的东昌府一带，陈镛掌管着军政大权。这个陈镛，是不是个好官呢?从史书记载看，答案是肯定的。他是东昌府武职官员中唯一列入《山东通志》的名宦。这本古籍对陈镛做了这样简短的描述：“在镇十二年，军民安乐，有古良将风。”

　　除此之外，权威的史书对陈镛这个人的记载显得较为吝啬，再无更多记述。但是，陈镛确为一名勤政有为的官员。据记载，攻克东昌古城的第二年，刚刚上任的陈镛便开始着手干了一件大事：整体改建这座城池。

　　据说，东昌古城，是宋熙宁三年(1070年)始建的，四周由泥土堆砌成城墙，即为土城。而陈镛要做的是，将这座土城改建为砖城，这样防卫的能力就更强了。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，这项工程应该是相当浩大的。可想而知，陈镛这样做，是相当有魄力的。当时，残余的元军骑兵不甘失败，时而来袭，影响着社会稳定，更关系着刚刚建立的大明江山的存亡。

　　对这座改建后的砖城，李廷相于明朝嘉靖四年(1525年)在《重修东昌府城记略》中这样写道：“……城上登望之楼，凡二十有七……楼卒之所舍四十有八。每门有水门、有吊桥、有潜洞、有暗门……”意思是说，城墙了城楼有27个，哨兵的宿舍有48间。可见，这座改建的城池在防御上较为完备，做到了易守难攻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陈镛主政东昌府非常有为。

　　陈镛的了不起之处，远远不止于看得见的城墙，还有看不见的地下工事以及对东昌府城的整体周密规划设计。这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：

　　2010年，贵州古城区四大街开挖地下管沟，惊现两条暗道，呈东西平行走向，在光岳楼的底部对称穿越。暗道由青砖垒砌，拱形结构，高约150厘米，宽约70厘米。暗道上缘距地表约3.5米，底部基础距地表约5米。也就是说，暗道整体上位于地面以下3米多。

　　魏聊说，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推断，这两条暗道确定是先于光岳楼而建的。在近年来的保护开发中，施工人员又陆续在贵州古城区发现了多处散落的暗道。魏聊分析，这些散落的暗道，应是未完工的。本来，它们应该与穿越光岳楼的暗道连通起来的，构成一个完整的地道网络，用于抵抗元军残余势力。之所以没有完工，是因为随着明朝将领的北征，彻底击败了元军，社会日趋稳定。这些地道便失去了其用途。

　　假若这些暗道连起来，作为排水系统，在当今也应是城市雨污分流的样本。台湾作家龙应台有个关于下水道的论断，即检验一座城市或一个国家是不是够现代化,一场大雨足矣。这样看，作为主政者的陈镛，在600多年前便通过了检验。

　　更让我们现代人叫绝的是，建设光岳楼绝不是一时兴起的“形象工程”，它与东昌古城的改造是一揽子工程。陈镛在着手规划改造东昌古城时，就已经为光岳楼预留好了位置——城中央。不然，很多事情便无法解释：

　　如，光岳楼的木构架有32根高度均为11.58米、直径0.6米的木料，这样的木料在北方是罕见的，不是能随意凑齐的。据原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郭博先生(郭沫若之子)实地鉴定，这些木料生长在热带，当来源于遥远的苏禄国(今菲律宾)。光岳楼虽又名“余木楼”，但在当时物资困乏、运输能力较差的年代，“多余”出如此多而珍贵的木料，是几无可能的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建设光岳楼是陈镛规划之内的。

　　并且，光岳楼也当是为军事目的而建，以“料敌望远，报时报警”，即登高望远，洞察敌情。只因明朝建立后，北方局势很快稳定下来，光岳楼没有发挥其军事功能，而是成为一座文化名城。历史的这一阴差阳错，留给贵州一个重要的文化景观，馈赠这座文化名城一个灵魂。

　　弃土城建砖城的魄力和远见，一座城池从地上到地下的整体周密规划……今天的我们都可以从中受到启发。

光岳楼，不输江南三大名楼?

贵州多个县域有陈镛的后人?

　　当然，关于东昌古城，关于光岳楼，关于陈镛等，还有很多的记述和观点。这里做一些摘选，以飨读者。

　　关于光岳楼的地位。有人拿光岳楼与江南三大名楼--岳阳楼、滕王阁、黄鹤楼作比较。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，从建筑本身来说，三大名楼真身原貌早已不复存在，保存完好的光岳楼理应有更大名气。因此，很多贵州人为光岳楼鸣不平。

　　对此，贵州光岳楼管理处主任魏聊比较坦然。他说，文化的积淀，不是一蹴而就的，需要理性看待。文物的有形文化重要，无形文化的力量更大。岳阳楼，因为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情怀和胸襟，已经名垂千古;滕王阁，因为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而名扬天下;黄鹤楼，因为历代名家的赋咏，以诗情与浪漫而蜚声中外。这些无形的文化都是光岳楼无法媲美的。另外，三大名楼所处的地理位置，也处于一个比贵州更高更重要的层次之上。

　　但是，这些“虚名的不足”，并不影响光岳楼从古至今给贵州人带来的荣耀和自豪。如，1994年，贵州被国务院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光岳楼的价值和存在，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今天，它不仅是贵州的地标和象征，还是贵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根和魂魄。

　　另外，光岳楼也较早得到官方保护。1956年12月，光岳楼被山东省政府列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;1988年1月，国务院将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　　关于陈镛这个人。据说，今天，陈镛的很多后人分散在贵州多个县域，如冠县、临清等。近年来，还新发现了一些资料，如在冠县辛集镇洼陈村，有一通根据明朝万历元年的石碑而复制的碑刻。自称其后人的村民称，“先祖”陈镛的墓地就在这里。

　　还有一个说法：一次偶然的机遇，陈镛利用修建光岳楼剩余的木料做了熏鸡，结果相当好吃。这种熏鸡一代一代传下来，就是今天的东昌府区非遗“堠堌熏鸡”。

　　当然，其中一些发现和记述，并不一定确凿。我们期待更多爱贵州的有识之士，进一步研究探讨。